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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书】《别人家的孩子》| 家长的过度期待是如何“毁掉”孩子的。

格里马尔迪 品卷一族
2024-12-10

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弑亲恶魔,一个高压教育下的悲剧。



核心书摘:

珍妮弗·潘打小就是一个聪明、勤奋、顺从的女儿,一个出色的学生,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她是钢琴老师眼中极赋天分的琴童,冬奥会花样滑冰参赛者的实力人选,学校里全A成绩的保持者。但从十几岁开始,她就一路伪造各种成绩单、毕业证、录取通知、奖学金,甚至是课堂笔记。她用谎言编织了一段“美丽人生”,并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当谎言渐渐被戳穿,“理想国”开始一点点坍塌,一幕家庭伦理的悲剧也“如期”上演了......

作者杰里米•格里马尔迪是加拿大著名的记者,他跟踪珍妮弗案件长达十个月的时间,还以法庭记者的身份坐在法庭前排听审,从头到尾见证了这个案件,他用平实的文字告诉万千读者,教育是一种爱,不应含有功利性,一点点功利都会让爱最终走向它的反面。

关于作者:

杰里米•格里马尔迪,加拿大著名的记者,现任加拿大约克区网站犯罪和司法口记者。

学什么:

1、离奇案件

2、双面人生

又一年中考、高考季,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共读《别人家的孩子》这本书。

《别人家的孩子》是一部纪实文学,故事记录了一个别人家的孩子的悲剧人生:珍妮弗·潘打小就是一个聪明、勤奋、顺从的女儿,一个出色的学生,一个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她是钢琴老师眼中极赋天分的琴童,冬奥会花样滑冰参赛者的实力人选,学校里全A成绩的保持者。但从十几岁开始,她就一路伪造各种成绩单、毕业证、录取通知、奖学金,甚至是课堂笔记。她用谎言编织了一段“美丽人生”,并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当谎言渐渐被戳穿,“理想国”开始一点点坍塌,一幕家庭伦理的悲剧也“如期”上演了......

本书的作者杰里米•格里马尔迪是加拿大著名的记者,现任加拿大约克区网站犯罪和司法口记者。他曾跟踪珍妮弗案件长达十个月的时间,还以法庭记者的身份坐在法庭前排听审,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见证者之一。后来,格里马尔迪把珍妮弗的故事详详细细地写进《别人家的孩子》这本书里,大到故事的发展、案情的走向,小到警察侦破案件的每一点进展、每个犯罪嫌疑人在庭上说的每句话,力求还原这个真实的故事,也借此引起人们对“教育”这个永恒话题的讨论和反思。

一、离奇案件

“喂,911吗?救命啊,救救我,我爸妈好像出事了。”珍妮弗发了疯似的朝着电话喊。

接线员的心一紧,深呼吸了一下,说:“女士,请先镇静一点,发生了什么事?”

珍妮弗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声音依旧有些颤抖地说:“有人闯进我们家把所有的钱都偷走了,我听见了枪声,我被绑在楼上,他们把我爸妈带到楼下去了,然后我就听见枪响......他们就说了一句‘你们不够配合’。”

珍妮弗还没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一个男人撕心裂肺的声音,珍妮弗大喊着:“是爸爸吗?爸爸你没事吧?”然后珍妮弗的声音越来越越低,因为情绪激动,声音已经变了腔调,她已经吓傻了,她央求接线员在警察赶到之前别挂电话。

不出几分钟,警察到达现场,珍妮弗的父亲潘汉辉衣冠不整,头发凌乱地站在车道上,他用蹩脚的英语大叫着说脸上很痛。他的衣服浸透了鲜血,浓稠的鲜血不断从鼻子里往外涌。警察走近,他们似乎听不懂潘汉辉的哭喊,但从他激动的比画中也能猜出个大概:歹徒枪击了他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女儿现在还在屋里。

警察走进去,现场平静得有些怪异,房子里整整齐齐的,劫匪好像什么都没碰,什么都没拿。

但下到地下室后,眼前的景象几乎吓退了所有人,一个女性的尸体面朝下倒在组合皮沙发前,地上有一滩颜色很深的血,女人的头上蒙着蓝色的毛巾,血是从她的头部流出来的。死者正是潘汉辉的妻子梁碧霞。

确认梁碧霞已经死亡后,警察拿着枪,小心翼翼往楼上走,他们慢慢靠近珍妮弗,然后把枪插回枪套,珍妮弗却提醒说她也不知道歹徒是不是真的已经离开了,于是警察开始挨个搜查房间。主卧一片狼藉,床垫被翻了个个儿,被砸坏的空抽屉躺在地上,抽屉里的东西散落了一地。除此以外,其他东西看起来都没被动过。

检查完房间后,警察才回到珍妮弗身边。珍妮弗瘫坐在地上,脚踝偏在身子一侧,手被绑在楼梯上,手腕可以在距离楼梯栏杆20厘米左右的空间内活动。警察剪断了绑住珍妮弗的绳子,珍妮弗惊魂未定,身子不停地颤抖。

珍妮弗一边接受急救员的检查,一边焦急地看向潘汉辉,此时潘汉辉被抬上担架,老天保佑潘汉辉大难不死。

潘家入室谋杀案发生四小时后,24岁的珍妮弗被带入警察局的审讯室。珍妮弗的精神几近崩溃,尽管已经服下了抗焦虑的药物,但她依然惴惴不安。警探小心地问起母亲被杀的事,珍妮弗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她垂下头不住啜泣,伤心得连母亲的名字都说不出来,半天才勉强说出“梁——碧——霞”三个字,然后又马上掉过脸去哭泣不止。警探给哭哭啼啼的珍妮弗递了张纸巾,珍妮弗接过纸巾,轻拭眼角,但她擦过的纸巾竟然是干的,她根本没有眼泪。

长时间的哭泣和沉默后,珍妮弗终于有勇气讲述案发当天的事。那天下午,母亲梁碧霞出门办事,直到下午三四点才回家,她就一直待在家里练琴,晚上她和母亲一起吃了晚饭。潘汉辉自己一个人吃了晚饭,然后进书房看越南语报纸,这是他的习惯。珍妮弗说,弟弟费利克斯在45分钟车程外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就读,平时住校。

晚饭后,珍妮弗的朋友阿德里安来了,两人一起看了《老爸老妈的浪漫史》和《绯闻女孩》。阿德里安离开后,珍妮弗回到自己的卧室,看《极速前进》真人秀,然后她又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爱德华多聊了会儿天。

这时她听到母亲在楼下翻箱倒柜,还大声叫父亲下楼。母亲用了英语,这让珍妮弗觉得很诧异,母亲在家基本只说越南语或广东话。珍妮弗赶快挂了电话,听着楼下隐约传来奇怪的说话声。声音很陌生,珍妮弗小心地打开房门,向黑洞洞的二楼过道张望,这时,一个凶犯手里拿着根绳子朝她走来。那人抓住她,把她的手反绑在身后,说:“我用枪抵着你的后背呢。照我说的做。只要照我说的做,我就不会伤人。钱在哪里?指给我看你的钱在哪里。”

珍妮弗照做了,指给那人看她放了2000加元现金的地方,那钱是她攒着买新iPhone的。那人随后用枪抵着她,推她走进过道对面父母的卧室,问她父母都把钱放哪儿。她说不知道,于是凶犯就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在她母亲的床头柜里找到一点现金。接着他们拽着珍妮弗下了楼,命令她跪在地上,眼睛看地面。珍妮弗说:“我听到另外两个凶犯怒气冲冲地让妈妈把钱包交出来,我妈妈要站起来,他们不断让她坐下。我不想让妈妈受伤,所以我就大喊着让她坐下。”说完珍妮弗就开始抽泣,情绪完全失控。

紧接着珍妮弗被重新带回楼上,两个凶犯找来一截绳子来,把她绑在二楼的楼梯扶手上。珍妮弗说:“我好像听到我爸妈走下楼,我妈妈叫他们让我跟我爸妈在一起,那些人不愿意。”珍妮弗说着,停顿了一下,然后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气,继续结结巴巴地描述:“我听到两声枪响......我妈妈尖叫......我大声喊她,然后又是几声枪响......我好像听到我妈妈说了什么,或者呻吟着什么,然后他们又开了一枪。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得走了,时间太久了。’然后他们就跑出了门。”

警探一边做着记录,一边随口说:“你弟弟这会儿也在隔壁审讯室里呢,这可能会让你心里踏实些。”没想到珍妮弗反而坐立不安起来。她没问弟弟此刻感受如何,也没问自己能不能和他说话,而是问:“哦,他也得来啊?”

弟弟到场的消息,似乎诱发了珍妮弗心里的什么情结,警探离开审讯室后,珍妮弗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她先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双手托着头,拇指和食指按着太阳穴,最后两只手把脸完全遮住。没多久,她就站起身,在审讯室里踱来踱去,有时单手扶墙,有时得靠着椅子才能勉强站住。

折磨人的二十多分钟过去了,警探再次走进审讯室,开始深入了解珍妮弗的手机通信记录,珍妮弗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是——嗯——我是经常打电话,但是我不——”

警探打断了她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你手机里的信息对捉拿凶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会用到基站提供的信息,如果你说‘我给谁打了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人在家里’,我们就可以去核实这样的证词,因为这个信息就储存在基站的数据库里。”

珍妮弗被这突如其来的调查方向吓到了,她屏住气问:“如果你们要联系谁的话,会通知我吗?”警探不作任何回应。从现在开始,珍妮弗对案件的调查进展将一无所知。

讯问结束已经五个小时,珍妮弗始终没有休息,她和家人一起守在父亲潘汉辉的病房外。

这时候医生出来通报潘汉辉的伤情:一颗子弹打穿了潘汉辉的脸,脸部仍然残留着弹片,但是弹片刚好避开了往大脑输送血液的主动脉,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潘汉辉可能会慢慢恢复过来。守候在病房外的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珍妮弗脸上笑着,她问医生:“那子弹会不会引发感染。”

“不会。”医生安慰她。

珍妮弗脸上依旧挂着笑,她转过身问谁有零钱,她想打个电话,她的手机完全没电了。叔叔拿出自己的手机让她用,但珍妮弗拒绝了,她坚持要五毛钱。叔叔给了两个硬币,她起身走向走廊里的投币电话,拨通了前男友黄志光的电话,黄志光的出现急速地推动了案件调查的进展,也间接地改变了珍妮弗的一生。

二、双面人生

在认识黄志光之前,珍妮弗从未体会过真正的自由。六岁时,珍妮弗就开始学习钢琴和花样滑冰,所有不上课的时间她几乎都在练习这两个特长。珍妮弗曾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上小学的时候,滑冰训练结束回到家经常是晚上10点,我得熬夜把学校的功课做完,第二天早上还得早起去训练。从小到大我只玩过两次留宿派对,其中一次还是在自己家。另一次是在好朋友家,爸妈晚上很晚才把我送去,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我接走了,去上钢琴课,父亲希望我集中精力学习和练习弹琴,他要我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玩乐上。”

潘汉辉从不会对珍妮弗说“爱”,但他每天凌晨5点就翻身起床,为家庭的生计奔忙。尽管日常工作已经十分辛苦,潘汉辉还是尽量找机会加班挣加班费,来支付珍妮弗巨大的花样滑冰和钢琴课程费用。令人欣慰的是,珍妮弗也总是能以更好的成绩来回报父亲的辛苦。

在学校里,珍妮弗门门功课都在85到95分之间,班主任威尔科特老师谈到珍妮弗时毫不掩饰对她的欣赏,他说:“班上有珍妮弗这样的学生特别好。她做事细致认真,总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作为同学的榜样。我和她之间没有过任何不愉快的经历。如果教育局允许的话,我愿意从幼儿园开始一直教她到八年级。”

但珍妮弗的人生在八年级的毕业典礼上,就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一直以来,珍妮弗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学生代表向母校致辞,这是毕业生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最终她没能当成毕业生代表,甚至连普通奖项也一一落空。珍妮弗的世界坍塌了,她说:“我一直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我拼尽全力就是为了拿最高分,到头来毕业的时候居然连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奖项都没有拿到。不管是滑冰还是钢琴我都拿了奖牌,我很看重这些奖牌,那是对我努力的认可。学校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有史以来最拔尖的学生之一,但他们却在毕业的时候不给我任何奖项,不承认我的付出。”

珍妮弗的学习积极性被彻底粉碎了,从此再未恢复。

九年级期中的时候,珍妮弗发现她的各科均分掉到了75分上下,只有数学和音乐还能靠吃老本儿轻松得A。

面对骤降20分的成绩,珍妮弗害怕到了极致,她清楚把这样的成绩单带回家之后会掀起怎样的暴风雨,而刚刚享受到的一丁点的自由也将烟消云散。

珍妮弗觉得维持现状比坦白一切来得方便,与其让父母看到自己不堪的成绩,不如直接改个他们期望中的好成绩。就这样,珍妮弗第一次篡改了成绩单。九年级的珍妮弗天真地以为改成绩单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好让她有时间迎头赶上,期末时靠真本事给父母一个理想的交代就好了,她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于是珍妮弗靠着小学的几张旧成绩单、一点手工技巧和一台复印机,轻轻松松地造了一张“中学成绩单”。

当天晚上,珍妮弗拿着伪造的成绩单走进潘汉辉的书房,她紧握着拳头,手心里都是汗。潘汉辉的目光在成绩单上一行行扫过,珍妮弗的心揪成一团,怦怦乱跳。然后潘汉辉抬头笑起来,女儿再次拿回了让他满意的成绩,“权宜之计”成功了。珍妮弗借着父亲的满意,提出了和学校的乐团一起去奥地利演出的请求。也正是这次奥地利之旅,把珍妮弗和黄志光牢牢地锁在了一起。

珍妮弗从小就有哮喘的毛病,但她怎么也没料到,她的哮喘会在奥地利发作。珍妮弗脸色惨白地倒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捂在喉咙处,眼睛惊恐地看着四周的人。大家七手八脚把珍妮弗抬下车,在一片混乱中挺身而出的就是理着小平头的黄志光。

珍妮弗说:“守在我身边照顾我的是他,教我如何调整呼吸的也是他。是他救了我,除了他,我不知道乐团里还有谁能在那样的情况下站出来,帮我平复情绪,指导我调整呼吸。从那天起,我就认定了他。”

在奥地利那场戏剧化的英雄救美之后,珍妮弗和黄志光就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潘家也是一片和谐,只要珍妮弗继续拿回让潘汉辉满意的成绩单,什么都好说。珍妮弗幻想着这些年靠谎言构建起来的“大好形势”最后能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她觉得靠自己70分的均分好歹可以混进大学,进了大学也只需要混个中等成绩,再做一份全A的成绩单带回家。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可以把气派的学历挂在墙上,父母就永远不会知道她的真实成绩。等大学毕业,她就彻底自由了,到时候可以搬出父母家,和黄志光生活在一起。

这美好的幻想在珍妮弗十二年级时彻底破灭了:珍妮弗的微积分挂科了。这意味着她哪所大学都去不了,就连之前提前录取她的瑞尔森大学也收回了预录取通知书。残酷的现实眼看就要揭穿珍妮弗四年来苦心经营的“好学生”画皮。父亲的反应、朋友的眼光、亲戚的议论......这些后果珍妮弗无法想象。面对自己酿下的苦果,珍妮弗再次选择了靠谎言脱身,这么多年来,瞒天过海的本领她已经驾轻就熟。她说:“我不敢想如果爸妈知道瑞尔森大学收回预录取通知书的原因后会是什么反应,所以我决定再编一个更大的谎,跟他们说我被瑞尔森大学录取了......现在想来这是我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

这个弥天大谎日后又要用多少谎言去圆?珍妮弗没有多想。她用图像处理软件制作了一封瑞尔森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外加一份授予她3000加元奖学金的通知。好在中学毕业合影是在学校发现珍妮弗不能毕业之前就拍好了,她好歹拿了一张货真价实的毕业照给父母看。

新学年转眼就到了,珍妮弗的同学纷纷进了大学,只有珍妮弗还一个人待在家里,已无退路的她硬着头皮继续唱起独角戏。

开学第一天,珍妮弗起了个大早,她打扮得体体面面,昂首挺胸地走出家门。只不过她的目的地不是瑞尔森大学,而是社区图书馆,她靠着图书馆里查到的一鳞半爪的药学相关文章,拼凑起了课堂笔记,这样一来,就算父母哪天要检查功课,她也不会措手不及。珍妮弗回忆说:“第一年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日子还是很好过的。那时候爸妈对我很信任,觉得我是个好学生。我在中学同学群里到处打听他们的大学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大学生要自己花钱买教材。于是我见样学样也买了二手生物、物理、心理学课本,每天早出晚归去上学,跟真的一样。”

后来,珍妮弗的胆子大了起来。她甩掉母亲之后,就会跑去约克大学找男友黄志光,在那些谎话连篇的日子里,只有跟黄志光在一起时她才会感到放松和安全。为了蒙骗过身边所有的人,珍妮弗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编排那些细致入微的小谎和准备笔记,她说:“我编的那些小故事给人一种我真的在大学里学习的感觉。真没想到这个上大学的谎会扯得这么大。”珍妮弗身心疲惫。

一天早上,梁碧霞问起女儿最近的反常状态,珍妮弗条件反射一般地继续编造借口来搪塞母亲,她说:“我们家离学校太远了,每天的通勤时间太长影响了学习效率,不如以后每周一到周三我就住到闺蜜托帕斯的小公寓里去,这样就节省了很多时间了。”结果梁碧霞不仅把珍妮弗的建议告诉了潘汉辉,还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丈夫,珍妮弗终于不用每周七天都在父母面前假扮大学生了。

当然珍妮弗不可能真的搬去托帕斯的公寓,她和托帕斯策划了一场“双簧”,两人约好如果她父母打电话来查岗,托帕斯就说珍妮弗在洗手间,让他们别挂电话稍等片刻,然后立刻给珍妮弗打电话,启动三方通话功能让珍妮弗跟父母对上话。乖乖女托帕斯跟别人一样被蒙在鼓里,认定珍妮弗在瑞尔森大学上学。

哪知有一天一大早,梁碧霞真的打来电话问珍妮弗在哪里。托帕斯当时睡眼惺忪,忘了珍妮弗的交代,就直言珍妮弗不在。事情开始露馅了。

那天珍妮弗回到家,潘汉辉怒不可遏,声泪俱下地咆哮怒骂,他放了很多狠话,“要么你就留在家里,继续去上学;要么你就跟着黄志光过,再也别回这个家。”之后,潘汉辉又加了一句:“除非我死了,不然我绝对不会让你住在家里还跟他继续来往。”这算是潘汉辉给珍妮弗的最后通牒。

珍妮弗别无选择,她说:“我不可能抛下父母,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这个由不得我选择。”

那天之后,珍妮弗就被关在家里,珍妮弗为了溜出家门见黄志忠制造了各种借口,就连梁碧霞也不再相信她的话。珍妮弗说:“妈妈非常失望,她想了各种办法,给了我那么多次机会,结果都让我弄砸了。我还是很爱妈妈,她也很爱我,但她跟我之间已经无话可说,妈妈也不再给我提任何建议。”如果问珍妮弗的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崩溃的,那么应该就是这个时候了。她戴了多年的笑脸面具终于滑落,她觉得人生一败涂地,情绪也阴郁低沉到极点。她说:“以前我爸和我弟出门的时候都会叫上我,可后来他们就再也不喊我了,他们出门根本不告诉我。自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爸爸就再没跟我讲过一句话。哪怕我就在跟前,他也不直接跟我讲话,他会冲着别人说,但是让站在一边的我能听到。”

这样的生活让珍妮弗几近崩溃,直到她在电话里听到朋友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差点杀了我爸。”

珍妮弗在法庭上说:“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离谱,但他的话确实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听他说这话的一刹那,我内心不由得冒出一个念头:也许,如果没有我爸,我的日子会好过很多。那段时间我经常想这事,但每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也太扯了。”不过,想的多了,珍妮弗的想法也慢慢有了转变。既然一直以来所有的烦恼都来自父亲潘汉辉,那么,也许杀掉父亲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这样的念头在珍妮弗心里慢慢扎了根。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珍妮弗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弑亲计划。一天夜里,珍妮弗在电话里跟黄志光讲了除掉父母的计划:她想雇佣杀手闯进家里,对父母下手的同时把自己也绑上,造成入室抢劫的假象。

入室行凶时,凶犯要尽量让整个行动看起来像纯粹的入室抢劫,他们需要翻遍所有的抽屉和床垫,还需要问珍妮弗和她的父母索要现金。接下来,除了珍妮弗拿出来的钱之外,他们应该在家里找不到什么现金,然后凶犯就会因为没劫到钱财而恼羞成怒,直接枪杀珍妮弗的父母。按照计划,整个行动速战速决,从持械凶犯闯进家门到最后离开应该不超过30分钟。整个过程只有一个目击证人,那就是手无缚鸡之力、楚楚可怜的珍妮弗。珍妮弗会事先把手机别在瑜伽裤的裤腰上,这样凶犯离开后,珍妮弗就可以利用自己擅长的说谎本事,打电话给911报警。最重要的是,那张存有重要策划证据的SIM卡必须适时消失——珍妮弗怎么也想不到警方最后还是掌握了那张卡上的所有信息。

这通电话之后,黄志光就将珍妮弗的来电全部设成静音,但珍妮弗一刻也没消停。在接下来的数个小时内,珍妮弗用自己的手机、家庭座机给黄志光打了74个电话,终于黄志光还是做出了让步,他给了珍妮弗想要的信息——一个绰号“宅男”的人的电话号码。

后来,珍妮弗伙同黄志光、“宅男”,和另外两个亡命之徒,对着她的亲生父母,扣下了扳机。

结语

加拿大司法史上一起离奇案件,揭开了一个压抑女孩十余年的双面人生,白天,她用精心编制的谎言满足严格父母的期待,晚上她辗转难寐,盘算着更大、更暗黑的计划。拨开层层的谎言,深入到原生家庭的罪与罚,我们窥见的是让人窒息的高期待和欠妥的教育理念、沟通方式。很多人在《别人家的孩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或是被学业压得逐渐失去自由的珍妮弗,或是对孩子过度期待和要求的潘汉辉。深入悲剧,不单单是因为同情、敬畏,更是为了阻止更多的悲剧。这本书最大的意义也许就是启发我们思考,“高物质供给+高成就期待”真的能造就理想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吗?还是只能换来“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编辑: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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